民國時期從西方留學(xué)歸來的知識分子，在人們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種群體形象，他們有著強烈的民族身份感與民族自尊心，雖然祖國處于貧弱混亂之中，他們?nèi)匀幌駥Υ赣H那樣不嫌棄她，對她的今天不消極，對她的明天不喪失信心，不把自己的命運與她的命運分開考慮，他們思想解放，視野開闊，追求民主，精神自由獨立。他們有強烈的社會責(zé)任感，有改造社會的積極性；他們有歷史使命感，有天降任于已而應(yīng)成就事業(yè)的意識；他們有信仰，有理想，追求光明與進步，較少把物質(zhì)追求放在第一位；他們有是非界限，有嫉惡之心，有批判社會的意識，平日一團和氣，一旦遇有大惡大非，敢怒敢言。
這一群人身上的這些優(yōu)點，楊憲益差不多也都具備，甚至于有些優(yōu)點更加突出。楊憲益，中國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xué)研究專家、詩人。楊憲益曾與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全本《紅樓夢》、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國歷史名著，在國外皆獲得好評。或許我們對楊憲益不甚了解，那就通過這本《譯界泰斗：楊憲益?zhèn)鳌穪碇販叵壬嵌尉嗜松伞?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本《譯界泰斗：楊憲益?zhèn)鳌酚勺髡呃盍媪嫠?
楊憲益的人生故事充滿傳奇性。他出身豪富之家，勤奮好學(xué)、博覽群書，十九歲時留學(xué)英國，在牛津大學(xué)默頓學(xué)院研修古希臘、羅馬文學(xué)。他關(guān)心祖國的命運，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辦報紙,宣傳抗日，并努力爭取英國朋友對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義事業(yè)的同情和支持。他懷抱火熱的愛國情懷，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惡的社會現(xiàn)象就要說話，就要抗議。
楊憲益歸來于祖國抗戰(zhàn)烽火正熾、民眾流離轉(zhuǎn)徙之時，他說：“我知道，回到中國，我不會有機會過平靜的書齋生活。我是中國人，我知道自己必須回去為中國效力。如果我留在國外，我將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十分羞恥。即使在中日戰(zhàn)爭改變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沒變。”他的思想境界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雖然楊憲益回國以后仍可算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那塔早已非同以往，它千瘡百孔，四面透風(fēng)，甚或搖搖欲墜，可楊憲益這樣一個少爺出身的人，一個享受過西方物質(zhì)文明的人，身在其中，卻能安之若素。他也時有埋怨，但從未真正埋怨過自然環(huán)境與生活待遇，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缺少相知相得朋友的環(huán)境。
國民黨政府是被楊憲益唾棄了的，1949年他拒絕跟隨去臺灣，至死也不后悔當(dāng)時的決定。當(dāng)時他對共產(chǎn)黨新中國充滿希望，甚至愿意冒著危險為共產(chǎn)黨收集與傳遞情報。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又積極工作，連家也可以不顧。但當(dāng)新社會一度出現(xiàn)了病癥時，他卻也不顧情面地加以斥責(zé)，在他的打油詩里、他的自傳里，都時有表現(xiàn)。比如寫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社會怪狀，就有：“那年頭，就像現(xiàn)在一樣，在中國一名卡車司機可能比一位大學(xué)教授更有錢?！边€有：“今天的大學(xué)教授想下館子吃飯就難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養(yǎng)的教授，除非是吃請，或是在北京有官方關(guān)系。”盡管這些批評社會的言論有時更像是一種牢騷。
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詩所說的：“每見是非當(dāng)表態(tài)，偶遭得失莫關(guān)心。百年恩怨須臾盡，做個堂堂正正人。”
到了晚年的楊憲益本可以做一個心如止水豁達一切的人?？墒鞘聦嵣喜⒉槐M然，甚至于在他逝世的前幾年，至少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還時常表現(xiàn)出會被視為情緒化的東西。尤其是在他的自傳里，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臧否人物，往往直言得更厲害。比如對羅家倫、對朱延豐、對梁實秋這些去了臺灣的人，固然筆下不大客氣，對他視為好友的盧冀野，卻也并不刻意為說好而說好。如他寫道，盧冀野說過，如果重慶陷落，他就要與汪偽政府合作了，因為那里面有他的國民黨老朋友。早在1983年，他將他早年出版的兩本書《零墨新箋》《零墨續(xù)箋》合并，交由三聯(lián)書店出《譯余偶拾》，他在序言里寫到，由盧冀野給起的《零墨新箋》這個書名，自己并不喜歡。
若換了一個人，就不會這么說，至少可以不說?？墒菞顟椧婢褪沁@樣一個人，一個老了都還未將棱角磨圓的人，一個棄虛偽如敝屣喜歡講真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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