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人類出于交際需要，借助不同語言符號系統(tǒng)進行的跨文化思維轉換和生產(chǎn)實踐。國家翻譯實踐是指以國家名義、為實現(xiàn)自利的戰(zhàn)略目標而實施的自主性翻譯。在中外翻譯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翻譯事件，大都體現(xiàn)了國家的意志。那些從域外而來、擁有母語優(yōu)勢、與本土譯者通力合作，甚至從事獨立翻譯的譯者，是國家翻譯實踐中的特殊群體。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不久，即有了對外交往的需求。20世紀30年代，把毛澤東的部分著作翻譯為俄、英、德、法等外文的任務主要依靠共產(chǎn)國際的力量。到了延安時期，對外宣傳和外事工作也大都需要外來譯者的幫助。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顧問的美國醫(yī)學博士馬海德，積極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宣傳工作，幫助新華社創(chuàng)立了英文部，向國外播發(fā)英文消息，還經(jīng)常為當時中央出版的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撰寫稿件。英國勛爵林邁可投身中國抗日，被朱德總司令委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無線電通訊顧問的職務，協(xié)助剛成立的新華社英播部潤色文稿。1948年，阿蘭·魏寧頓受英共中央派遣來到中國，成為新華社第一位正式聘請的外國專家，為新華社對外傳播體系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貢獻。
熱情傳播新中國形象的外來譯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翻譯實踐逐步納入制度化軌道，系統(tǒng)的、規(guī)模性的翻譯輸入和輸出陸續(xù)展開。《毛澤東選集》的對外翻譯就是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有組織地實施的。其中，1—3卷俄文翻譯由中蘇譯者合作完成，其他語種的翻譯均有外來語言專家協(xié)助潤色加工。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受斯大林委派來到中國，他一邊幫助中國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中文版，一邊協(xié)助《毛澤東選集》俄文翻譯的審稿。斯大林讀過他翻譯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予以極高評價，并親自批示在蘇共中央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雜志上發(fā)表。1952—1953年間，尤金負責翻譯編輯的《毛澤東選集》1—3卷分四冊在莫斯科出版發(fā)行。除尤金外，還有其他外來譯者參與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著作的翻譯工作，如李立三之妻李莎參加了《毛澤東選集》1—4卷俄語版審訂、《周恩來選集》俄語版審訂；波蘭人愛潑斯坦把《論持久戰(zhàn)》譯成英文，還同葉君健一起把《黃河大合唱》譯成英文；奧地利人魏璐詩在《人民畫報》社任德語專家；1946年隨丈夫來華的美國人吳雪莉初譯了《陳云文選》，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倫敦版翻譯了45萬字，并應外文出版社之邀翻譯了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苦菜花》。1988年，吳雪莉應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邀請前往北京，翻譯李鵬、姚依林在全國七屆人大會議上報告的部分初稿。吳雪莉的翻譯受到國務院有關領導同志和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專家的認可和稱贊。以上四位外來譯者后來都加入了中國國籍。
供職于外文出版社、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8年的美國人瓊·平卡姆擔任《鄧小平文選》的英文審稿人，并參與了周恩來、陳云等領導人的著作翻譯。英國人杜博妮于1980年至1983年供職于外文出版社，翻譯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英國人白霞于1977年至1984年供職于《中國文學》雜志社，擔任英文專家。英國譯者巴恩斯應外文出版社之請，同王佐良一起翻譯了曹禺的《雷雨》，還獨立翻譯了曹禺的劇本《日出》、茅盾的小說《子夜》、葉圣陶的小說《倪煥之》、吳強的小說《紅日》、周而復的小說《上海的早晨》。此外，巴恩斯還同勒斯特合譯了郭沫若的詩集《女神》。英國外交官德里克·班以安應外文出版社之請，翻譯了周立波的小說《山鄉(xiāng)巨變》和金山的劇本《紅色風暴》。
優(yōu)秀文學作品翻譯中的外來譯者
為了對外塑造和傳播新中國形象而創(chuàng)辦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于1951年10月1日作為國慶節(jié)獻禮創(chuàng)刊并對外發(fā)行。起初的四位主要譯者中就有兩位外來譯者：沙博理和戴乃迭。此后又聘請英、美等國熱愛中國文學的人士為《中國文學》翻譯中國現(xiàn)當代作品。1964年增出《中國文學》法文版?！吨袊膶W》上刊登的翻譯作品大多由中外譯者團隊完成。
戴乃迭與丈夫楊憲益一起翻譯了《紅樓夢》《史記》《楚辭選》《儒林外史》《魯迅小說選》以及《毛澤東詩詞》等。她獨立翻譯過很多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作品， 如趙樹理的小說《李家莊的變遷》、彝族詩歌《阿詩瑪》、張?zhí)煲淼耐挕洞罅峙c小林》和《寶葫蘆的秘密》、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及張潔等女作家的作品。
31歲的美國退伍軍人沙博理于1947年來到中國，他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1949年，沙博理參加了開國大典，不久就自行翻譯剛出版的戰(zhàn)斗小說《新兒女英雄傳》。他的譯本于1952年在紐約出版，這是美國圖書市場出現(xiàn)的第一部新中國“紅色”作品。沙博理先后供職于中國外文局下屬的三個機構，全力投入翻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的任務中。他翻譯了老舍的《月牙兒》、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蠶》，以及《平原烈火》《保衛(wèi)延安》《林海雪原》《小城春秋》等紅色作品，譯作達198種。其中，由沙博理翻譯的《水滸傳》在海外備受贊譽，于2005年入選“大中華文庫”。
包括《水滸傳》在內的中國文學四大古典名著的翻譯，實際上緣起于中國外文局20世紀60年代的翻譯出版規(guī)劃。這一規(guī)劃采取中外譯者合作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楊憲益與戴乃迭翻譯了《紅樓夢》，美國漢學家羅穆士與任家禎翻譯了《三國演義》，英國漢學家詹納爾與湯博文翻譯了《西游記》。
外來譯者研究的學術價值
國家翻譯實踐中的外來譯者是中國翻譯史上漢外翻譯的重要主體構成，他們的漢外翻譯實踐為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實踐依據(jù)和數(shù)據(jù)基礎。有些外來譯者善于理論思考，根據(jù)自己獨立的翻譯實踐，對漢外翻譯作出過可貴的理論總結。
國家翻譯機構遵從國家宏觀文化外交政策，制定對外翻譯出版計劃，選擇并審核翻譯材料。這項工作的開放性、復雜性，客觀上決定了國家翻譯實踐需采取綜合集成的翻譯模式，而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專家體系。譯者群體作為國家翻譯實踐專家體系的主導，須進行全面的建設規(guī)劃和角色劃分，對不良思維模式加以預防及糾正，以實現(xiàn)與其他譯者群體之間的交互合作。外來譯者天然的母語優(yōu)勢和綜合文化模式能夠很好彌補本土譯者的不足，進而完善國家翻譯實踐的專家體系建設，這對保障國家翻譯實踐目標的實現(xiàn)極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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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2020-09-16 【信息來源】管理員 【瀏覽點擊】194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