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新聞中心 昆山翻譯公司通天識地還懂洋文,引入器物思想變革中華,數(shù)千年翻譯事業(yè)發(fā)展史
現(xiàn)代同聲傳譯實驗室
在記錄在冊的翻譯歷史上,我國一共出現(xiàn)過三次翻譯高潮。翻譯不僅能夠提高文明的內在水準,而且也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對外交往。宗教、政典、文學作品上薈萃眾家精華的翻譯事業(yè),對中華文明的成型提供了重要幫助。
01
遠古至商周時期的翻譯家:卑微之仆
早在遠古時期,我國就出現(xiàn)了翻譯活動。在人類語言尚未成熟的條件下,原始人類常年用肢體語言和表情語言進行交流。在部落火并或宣誓結盟的時候,有權勢者的行為會被賦予標桿地位,眾成員會在有意或無意間模仿之。在掌握語言能力之后,祖先們逐漸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抖Y記·王制》中就曾提到過通曉他族語言且從事翻譯的人。由于當時的中原王朝在文化上極度繁盛,在當時的“翻譯”事業(yè)中只有吸引外來歸附者學習的過程,而少有向外學習的機會。
夏商周時期,華夏各民族之間出現(xiàn)了語言分化。由于各地民族的生長環(huán)境不同,所產生的的文化氣質也不一樣。一些偏離正音的俗語、地方語于是出現(xiàn)。一些游走在不同民族之間的翻譯家被稱為“舌人”或“象胥”,是謂“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胥隸”在古文中指跑腿的小官,可見當時的翻譯官地位是很低下的。這說明古人還沒有意識到翻譯事業(yè)的重要性。
“外交官”和“翻譯家”的角色在當時沒有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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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至宋時期的翻譯事業(yè):“搬運”及“創(chuàng)作”
統(tǒng)一王權的建立使華夏文明有了成長的空間,由此之后,統(tǒng)一的文化認同也逐漸開始形成,翻譯事業(yè)遂開始取得長足的發(fā)展。我國第一次翻譯高潮出現(xiàn)在東漢至唐宋期間,翻譯的著作主要以佛經為主。從漢代開始,印度的佛教文化開始大規(guī)模傳入中國。佛教是以各大佛經為載體的外傳宗教,其內涵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哲學、文學、藝術和民風民俗。
翻譯家們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借助西方外來語創(chuàng)造了許多全新的詞匯,從而豐富了漢語語音與語義的內容。比如,唯心、彼岸、剎那、姻緣、善果這些詞語,經常被當時的文人墨客所借用。翻譯家們的重要不僅體現(xiàn)在文字的編譯上,也體現(xiàn)在“文明的翻譯”也就是外交上。比如,人們所熟知的張騫就在外交活動中充當了漢文明的傳播者和“翻譯”者。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張騫不僅促使?jié)h廷同月氏等民族產生交往,還將西方的食器、作物引入我國,極大地豐富了漢朝人民的生產生活。
張騫出使西域
除了為官方服務之外,翻譯家們還借助佛經中的醫(yī)學思想,豐富了中醫(yī)的理論基礎。唐代名醫(yī)“藥王”孫思邈便在其著作中發(fā)揮了佛教的“四大”理論,他認為人要與自然之“四大”和諧,即與“地、水、火、風”等自然元素相合。人若體寒,則需補火。有風表,則需補氣,提倡人與自然合二為一,順應自然而生。他在行醫(yī)實踐中,又將佛教中“心安”視為治病的追求,認為“心定則安,不使散動”。
兼事佛、道的孫思邈
唐宋時期中國的對外交往更加頻繁,唐朝統(tǒng)治者對翻譯家的重視大大加強。《新唐書》記載,當時的譯者官職很高,已經成為中央政府的常設機構。在此期間,我國著名的四大翻譯家——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和不空次第出現(xiàn),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文明的交往和開放。翻譯工作亦變得專業(yè)化、系統(tǒng)化,從簡單滿足“聽懂”向“雅致”發(fā)展。這些著名的翻譯家提出了“質樸”和“文麗”兩種翻譯方式,此二者是現(xiàn)代翻譯原則“直譯”、“意譯”的由來。
玄奘的取經、譯經之旅
03
明清之際內涵更豐富的翻譯:引入西人科技
明末清初,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刺激之下,歐洲人開始向世界各地拓殖。結束于宋代的佛經翻譯高潮將將止息,但在外來“西洋技藝”的刺激下,中國立馬進入了明清時期的第二次翻譯高潮。這次翻譯高潮與此前不同,此前佛經的翻譯是統(tǒng)治者主動向外“接納”的文化交流,而明清時期的翻譯則處于某種“被動”的狀態(tài)下。與此前相同的是,這次翻譯仍舊由社會上層人物主持,翻譯主體尚未下及民間。
明末重臣徐光啟與傳教士利瑪竇主持翻譯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著作是這場翻譯高潮的開端。在《幾何原本》中,徐氏引入了西方幾何學概念中的“點、線、面、直角、曲線”等專有名詞,將我國古代傳統(tǒng)數(shù)學理論與幾何學相融合,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科學水平。傳教士熊三撥又與徐合譯有《泰西水法》,這部著作介紹了西方農耕、種植業(yè)技巧,推進了我國農業(yè)和灌溉事業(yè)的發(fā)展。傳教士鄧玉涵編譯的《泰西人身說概》和羅雅各編譯的《人身圖說》將西方先進的人身解剖學引入我國,是為西方手術技術傳入中國之始。
徐光啟與利瑪竇
除此之外,明末清初的翻譯家們還將一些西洋“器物”帶入我國。比如,明末眾臣曾在洋人的鼓吹下力薦引入西洋大炮,以抵御清兵的攻擊。一些經過改進的西方天文儀器如地動儀、望遠鏡也被引介入華。乾隆年間,傳教士帶來的西洋編鐘、西式樂器成為達官貴人之好,豐富了上層統(tǒng)治者的審美需要??偠灾髂┣宄醯姆g家的確是當時社會中見識最廣的一群人,他們的貢獻不單體現(xiàn)在“翻譯”上,更體現(xiàn)在愿意“開眼看世界”的明智中。
穿著中國官服的傳教士,將西洋器法翻譯為中文引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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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翻譯運動:關注思想啟蒙
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翻譯家地位十分尷尬。一方面,中國正面臨著西洋強敵的擠壓,出于民族尊嚴的原因,百姓們通常不愿意繼續(xù)接受西方的“奇技淫巧”。另一方面,一些以翻譯家為代表的有識之士深切明白,只有更加了解西方、變革腐朽的封建王朝,才有救中國之可能。于是,鴉片戰(zhàn)爭后的翻譯家不再拘泥于引入西方人的“器物”或“科技”,而專注翻譯西方知名的政治思想著作,期待用此方式啟蒙普羅大眾。
于是,在中華大地上成長起了一大批翻譯家。其中,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成為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武器,對梁啟超、康有為和胡適等社會名流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一些介紹西方歷史、法律的著作,諸如《萬國公法》、《公法千章》、《西洋史撮》等開始出現(xiàn)。在口岸城市,翻譯家們還出版了中英、中法雙語的政論性報紙和教育報。有的翻譯家還積極充當清政府的外交使節(jié),在唇舌相交之間,保護中華民族的利益不受列強侵犯。
丁韙良及其譯著《萬國公法》
人類翻譯史,可以說是文化之間相互影響、共同進步的歷史。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文化相異的各個民族無法產生深入的交流。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翻譯家的出現(xiàn),才減少了文明間的誤會和矛盾,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和平溝通和理解。翻譯家在與外界的接觸之中,會不自覺地“潤化”國家關系、豐富文明內核。翻譯家不僅注重圖書翻譯,而且更注重對外來信仰、器物和思想的引入,以至在文明的發(fā)展中充當引航舵手的作用。文明的交往就如同相互匯融的河流一般,翻譯活動是不能中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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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2021-04-12 【信息來源】管理員 【瀏覽點擊】156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