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新聞中心南通翻譯公司人物｜翻譯家鄭克魯：鉆研一生，他只給自己評“良”
9月20日，翻譯家鄭克魯先生在醫(yī)院去世，享年81歲。
在人們的印象中，他總是那么溫和寬厚。作為一名法國文學研究學者，他似乎太勤奮了， 筆耕不輟譯著總數(shù)1700萬字。他說：“翻譯的過程是一種享受，譯完一本書，感覺了卻了自己的一份心愿，也完成了一項使命?！币槐K青燈、一杯淡茶，陪伴鄭老的是法國文學的豐饒世界，他也為此埋首鉆研了近60年。
01 中國翻譯的黃金時代
中國翻譯史上，二十世紀初期和二十世紀末的翻譯文學具有特殊意義，在這兩個時期，譯界經歷了兩次意義深遠的翻譯高潮。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外國文學翻譯熱潮席卷了中國廣大地區(qū)，也初步奠定了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體系中的地位。
可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翻譯文學卻進入低潮期，不再受人關注。鄭克魯先生正是1957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校門，他的曾祖父鄭觀應倡導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著有《盛世危言》等啟迪后人的名作。或許是受了曾祖父的影響，鄭克魯先生選擇了文科，并在法語系開始了與法國文學的“初相遇”。
二十世紀末，中國掀起了第二次文化翻譯高潮。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變革和歷史轉型，長期的文化封閉和文學禁錮解除之后，人們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充滿了渴望，促使翻譯文學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
大學畢業(yè)后的鄭克魯，恰好趕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他便師從李健吾先生攻讀法國文學，開始了學術研究之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鄭克魯先生與柳鳴九及張英倫一起撰寫了《法國文學史》。在這七八年間，經過對法國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和19世紀文學的深入了解，他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02 邊研究、邊翻譯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百花齊放，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各個國家的各個流派也紛紛陳列在國人眼前。但是對于翻譯家來講，面對外國作品中完全陌生的理論體系、創(chuàng)作背景、國情差異，邊研究、邊翻譯成為常態(tài)。鄭克魯先生翻譯波伏娃著作《第二性》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第二性》是波伏娃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女權思想的理論“圣經”?？墒牵@本蜚聲國外的著作卻遲遲未進入中國。原版發(fā)表17年后，中國臺灣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譯本，而大陸的節(jié)譯本則出現(xiàn)在31年以后。然而長期以來，這本書猶如一個符號，雖在學術圈和文藝圈頻頻被提及，但很多人卻反映“不好讀”或者“翻譯得很奇怪”。
原來問題所在是譯本的“先天不足”。原出版的幾種譯本，除了少數(shù)節(jié)譯本是根據(jù)法文翻譯之外，其它都根據(jù)英譯本轉譯。相關專家期待一個新譯本的出現(xiàn)。就在此時，上海譯文出版社從法國伽里瑪出版社得到了“唯一法譯中全譯本”的授權，希望鄭克魯先生從法文原著重新翻譯這部書。可是對于如此專業(yè)論著的翻譯談何容易。
鄭先生翻譯時，“如履薄冰”，以準確理解原文為重要，不能意譯，不時求證，法文原版長達1071頁的專著，譯成漢字約有70萬字。整整用了兩年時間才譯完全書。憑借這本譯著，鄭克魯先生在2012年獲得了傅雷翻譯出版獎。
03 序言與注釋——細節(jié)中見真知
鄭克魯先生認為翻譯與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在翻譯過程中要對文本進行細讀、收集資料，形成高質量的序言和注釋。他認為序言應該讓讀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其價值是什么、為什么如此受歡迎。所以他每本譯著的序跋都是學術價值極高的研究論文。
但可貴的是他的“論文”并不晦澀難懂。如《基度山恩仇記》的序言，第一句話就抓人眼球、讓人印象深刻——“古往今來，世界上的通俗小說多如恒河沙數(shù)，但優(yōu)秀作品寥寥無幾，其中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可說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佳作”。
鄭克魯先生認為，無論做翻譯還是寫文章，開頭都非常重要。開頭譯得好，校對的人會覺得這個人的翻譯還值得給他花點功夫。讀者看了開頭，覺得吸引人，也會繼續(xù)讀下去。所以他絕不會輕易把開頭譯得很隨便。有時候，開頭譯得不滿意，就反復地看，三遍五遍地反復，盡量做得更好。
其次，譯文中的注釋也是鄭克魯先生極為看重的一點。鄭先生在翻譯時喜歡搜集法文資料，法國人如何評價作品，他們研究時發(fā)現(xiàn)了哪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雖然不一定完全在文學層面，但也蠻有意思。比如伏爾泰曾談及路易十四贈予拉斐爾很多貴重的禮物，就要在注釋中指出伏爾泰的錯誤：拉斐爾沒去過法國。這么做并非要出伏爾泰的洋相，而是還原真實。
04 “我不愿花功夫在二流作品上”
對于出版社重譯文學作品的邀約，鄭先生總是謹慎的。他會對原有譯著的質量、作品的好壞進行考量。他曾拒絕了譯文社翻譯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說的邀請，因為他認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說“就差了”，他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詩歌則不然。鄭先生喜歡譯詩，因為他覺得法國的詩歌是最優(yōu)秀的。自從波德萊爾、蘭波之后，法國詩歌長期執(zhí)世界詩歌之牛耳。而且，法國詩歌對中國現(xiàn)代詩人的影響最大，比如阿波利奈爾、瓦雷里、魏爾倫的作品，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詩人特別喜歡。
1987年他回到故土上海，進入上海師范大學任教，從此開始了有計劃的法語詩歌翻譯，后來結集為三卷本《法國詩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在學校里講授并發(fā)表了一批詩歌鑒賞文章和詩論，后申請了一個科研基金項目，開始撰寫《法國詩歌史》。這本書出版后不僅受到同行的注意，也得到外國詩歌研究者的好評。
05 翻譯的要義
然而，對于一代翻譯大師，鄭先生心中翻譯的要義是什么呢？
他認為“信達雅”還是最基本的。第一要忠實流暢，即“信”；第二要有文采，就是所謂的“達”；第三要精彩，要讓人覺得“譯得真好”，“雅”。“信”是基礎，很“達”但不忠實，談不上好的翻譯。文本是研究的基礎，不忠實的翻譯即便文字優(yōu)美也必須重新來過，翻譯不同于文學創(chuàng)作，脫離原文絕對不行。
鄭先生的著作和譯著涉及文學、理論及史學經典，更有詩歌翻譯逾萬行。其中專著主要有： 《法國文學論文集》《法國文學史》《雨果》等；翻譯小說有《蒂博一家》《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記》等；翻譯詩歌選集有《失戀者之歌——法國愛情詩選》和《法國抒情詩選》等。除此之外，他主編了《外國文學史》《法國文學譯叢》等精品書籍。
作為翻譯家，鄭老為我們留下了超過一千萬字的譯作，然而他卻只給自己打了一個“良”級。他說，按照翻譯作品的“信達雅”標準，信”與“達”，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這得交由讀者來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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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2020-10-13 【信息來源】管理員 【瀏覽點擊】1834次
